核心提示：亲自执笔写了《教师用书》（教参）。这套教材被列入了今年秋季福建省初中用书目录。据悉，这也是福建省建国以来第一套“国标”教材。

    四年一剑教材几经“磨难”

    在福师大对面的小区楼里，推门进去，从客厅到卧室、书房，除了书还是书。孙绍振的眼睛埋进电脑里，面前的一本书上用不同颜色的笔写满了字。

    这书是“闽派语文教材”中的一册，孙教授正在忙着写教参。

    这位七十岁的老人，在福建教育界乃至全国文化界，影响颇大。他自己出的书、参与主编的书籍实在难以计算，但说起这套教材，他言语中显露着一种兴奋，滔滔不绝。

    孙绍振说，编辑这套书有着“想像不到的困难”，编委会成员们在初期屡战屡败，然而屡败屡战，坚持不懈，“一直保持着战斗的激情。”

    孙绍振介绍，2001年，我国掀起了第8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，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各界权威人士开始编写多套全新的实验教科书。孙教授领衔挂帅，动员福建师范大学5位博导、10多名教授和中学著名特级教师陈日亮、王立根等组成编委会，在对全国和我省中学语文教学实际进行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后，开始潜心投入又一“革命性”的工作。

    从2001年3月开始，孙绍振带着自己组织的编辑队伍，开始了编书工作，陈日亮、王立根、余发亮等都是编辑队伍的骨干。直到2004年冬，编写历时近四年的教材获得教育部通过。

    “我年纪大了些，其他老师夜晚开夜车是常有的事。”孙教授说，在最严峻时刻，副主编赖瑞云教授几次晕倒在印刷厂里，每年3月份的送审，为了提前请评委提意见，他们赶时间先把稿子送到印刷厂编排好，审校的时候，人就直接到车间里，前后要修改多次。

    “编这套教材，就是要贯彻闽派语文的观点，把几十年福建中学教师的教学经验体现出来。”孙绍振并不讳言，做到这点的要求是最高的，为此，他们多次到全国和省内对中学语文教学实际，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。

    精选文章开拓孩子视野

    1998年，孙绍振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引起全国瞩目的论文，尤以《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》在教育界引起了轰动，之后，他将学术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基础教育的改革上。他首先提出的“打破全国统一高考体制改由各省命题”已经实现。他长期关注着中学语文教学。

    “对于很多学生而言，语文课成了休息课，是可上可不上的课，不懂的地方，看看注解就明白了，他们觉得课堂上老师没讲出什么东西。”他的言语依然尖锐，对象是语文老师———他说，出这套书是为了让孩子们找到读语文的乐趣，亲自写教参，就是要让语文老师明白怎么去教给学生知识和乐趣。

    而这一心声，几乎也成了这套书的编辑思想。

    著名特级教师、福州一中陈日亮老师主要负责“闽派语文教材”的课文练习和教学建议部分的研制，他说，这套教材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，学生喜读爱学。

    陈日亮说，入编课文的文章都经过了精心“过滤”，十分切合初中学生年龄心理需求，可以满足其自主探究的欲望，伴随着学生的三年成长，课文内容和形式也有序地跟着拓展和变化，人文教育主题的覆盖面广，听说读写的训练既互相配合，又独立自成体系。这是对过去语文教材旧框架的一个明显突破。

    “编套教材时，我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给学生们一个开阔的视野，使其对人的内心的复杂性有更为深切的体验。”孙教授说，这套教材显著的特点，就是以相同或相近的主题组成单元，为教与学提供了历史和现成的可比性。

    比较阅读感受发散思维

    “旧教材提到父爱，就只有《背影》，提到母爱，就肯定是冰心的文章，好像天底下只有这么一种父爱、一种母爱，可事实上，人心不同，人的情感世界也是极其丰富多彩的，用一种模式来涵盖一切，对青少年会造成不利影响。”孙绍振说，学生、家长对这种“一个模式”都会有抵触情绪，“不是有一则报道谈到对《背影》的‘评价’吗？有的学生认为，文中的父亲不潇洒，有点土，他去给儿子买橘子时违反了交通规则。”

    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？孙绍振指出，这些文章都是中国文学非常经典的篇目，单一的一种说教模式无法让学生更好地去理解，教材没有与当代实际情况结合就不能得到学生们的认同。

    将经典的历史性和当代性更好地结合，是孙绍振教授在编辑这套教材很注重的一点。同样是母爱题材，课本选择了梁晓声的《慈母情深》和杨新雨的《养母》，同时泰戈尔诗歌《金色花》也入选，日本川端康成的《父母之心》以及加拿大名文《母亲节》等，被归入了同一个单元，“在同一题材上，有了现成的可比性，能让学生更深刻地去理解这一个主题，也提供了人性的丰富性。”

    这5篇比较课文，有历史的、当代的也有外国的，将历史的经典性和当代性相结合，也要反映人性的无限丰富多样化，孙绍振教授认为，由于主题一样有现成的可比性，易于进入学生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，通过反差很大的文章，让学生认识到世界和自我同样有无限丰富性。“认识了丰富性，就有可能发现自我，认识自我和肯定自我，相信自己的感觉，以一种自己的心灵去体验看来没有差异的生活。”他说，这有助于让学生了解世界的丰富性，人性的丰富性和情感的丰富性。

    而对教师来说，这样编排教材，进行比较教学，一点相通，提供了现成的可比性。

    孙绍振教授分析，仅读一篇《背影》，是难以真切理解和体验作者表达的亲情，有了一组同一主题的作品，学生就容易感知和把握了。学生置身于中外作家所描绘的父母亲情的世界里，他对每一篇文章的情感认知就容易得多，就不会存在隔阂的问题。老师在教学可抓住文本，解读文本，以文本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和能力。

    “其实比较阅读不是一个新东西，但我们的教材把它作为一种思维训练的基本方法，从多方面，对不同文本来比较和把握。”

    在一道综合活动题上，最早的课本题目为“请同学们感受一下秋天”，在课文修订时，孙绍振将其改成了“寻找自己的秋天”，让学生用心灵去体验属于自己的秋天。人物名片:

    孙绍振，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著名文艺理论家、福建省写作学会会长、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、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1936年生，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、华侨大学中文系任教，1973年奉调至福建师范大学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投入中学语文教学改革，现担任教育部初中实验语文课本主编。

    自1981年以后，孙绍振集中力量从事文艺理论研究。有专著《文学创作论》、《论变异》、《美的结构》、《当代文学的艺术探险》、《审美价值结构和情感逻辑》、《怎样写小说》、《孙绍振如是说》、《你会幽默吗？》、《挑剔文坛》等等。

    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孙绍振潜心幽默理论研究和幽默散文创作。其《幽默答辩五十法》出版之后，在内地和港台十分畅销。中央电视台曾邀其作《幽默漫谈》讲座二十集。近年出版了《面对陌生人》、《美女危险论》、《灵魂的喜剧》、《孙绍振幽默文集》（三卷）等专著。

        孙绍振教授说，自己现在在做一些草根工作。专门针对课文进行解读，亲自执笔写《教师用书》（教参）。他说，就是要让老师懂得分析，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好在哪里、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好在哪里。

    草根博导操刀写教参

    亲自写书，让闽派语文教材多了许多分量。孙绍振说，有很多的语文老师已经不懂得怎么去教学生了，“一篇流传千古的美文，它好在哪里，老师该怎么去引导？这就是语文老师的水平问题。”

    他说，一位语文老师在上《木兰诗》时，让同学们举手讨论，大抵就是“花木兰英勇善战”、“花木兰是个女英雄”、“我们要像花木兰学习”之类的话语，“表面上看，这样的讨论似乎很活跃，但是参与的也就5、6人，学生对文章都有这样的理解。”

    孙绍振说，老师若能引导学生作更深层次的理解，学生就不得不佩服你：花木兰是个女英雄，在古代，女性不承担保卫国家的责任，因此这个词也突出“雄”字，花木兰从战场回来后没有接受封官，而是回家恢复女儿身，她没有男人的政治野心。

    “也就是说语文教学的策略是要重视文本回归文本，从概念出发，木兰是一位英勇善战的英雄，而从文本出发，她是一位勇敢地承担国家的责任，看重亲情的女英雄。”

    孙绍振教授认为，现行的一些教师参考书，不是编成教案的缩本，就是成了教学参考资料汇编。许多写教参的人，并没有深刻地去分析课文，甚至只是写一些理论。

    小时候，我读过叶圣陶先生写的关于朱自清《背影》的评论，但这是上世纪30年代写的，至今已经70多年过去了。

    这次写这篇课文的文本解读，我讲到三个关键处：我和父亲有隔膜，对父亲的关心不买账；父亲用不优美的动作为我买橘子；儿子被父亲的爱偷偷感动了，其中忏悔的成分在里面。

    以初中课本第三册中《敕勒歌》的解读为例。首先提到为什么要特别指出这是民歌；再提到：值得思考的是，类似写草原的民歌并不少见，为什么这一首却成了经典性的，在艺术上具有很高的成就。

    接着回答问题，指出这首民歌中，哪几个方面显示了难以超越的感觉和视野。

    继而提到这首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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